作者:陳世鴻
美國商會的分析算出一個數字：訴訟環境讓美國每個家庭，平均每年多付出 3,621 美元。
同一份資料還說，2020 年全美侵權訴訟總支出 4,430 億美元，其中只有 53% 真正到了受害者手上，另外 47% 消耗在訴訟過程本身。
再放一組數字進來。美國醫學會統計，31% 的醫師至少被告過一次；而其中約九成，最後法院會認定醫療行為符合標準。
九成會贏。但贏的人不會覺得自己贏了——那幾年的時間、律師費、開會時分心想著案子的那些片刻，沒有任何判決書會還給他。
醫師怕的時候，會做兩件事
第一件是多做。多開一張影像、多安排一次會診、多做一個處置，理由不是「這會改變治療」，而是「沒做以後說不清」。這叫防禦性醫療。
它到底花掉多少錢，兩派吵了四十年。哈佛的經濟學者估計超過美國醫療支出的 30%；反對侵權改革的一方則認為只有 2% 到 3%。
差了十倍。但原文作者提出一個很難反駁的算法：就算反方是對的，2% 到 3% 也超過每年 700 億美元。
700 億美元可以做什麼？可以補上多少偏鄉診所、多少產科值班、多少護理人力。這不是零頭，這是一整套可能性。
第二件事是不做。當風險升高，醫師會開始挑病人。被挑掉的是誰？病情複雜的、懷孕的、有多重慢性病的、外傷的、住在偏鄉的、用公費保險或沒有保險的。
也就是說，最需要被接住的那群人，會最先被鬆手。
美國已經出現「產科沙漠」——單一判決壓垮產科診所與非營利醫院，整個區域沒有人接生。而美國訓練出來的醫師到加拿大執業的人數，十年內幾乎翻倍。
訴訟制度真正的帳單，不會寄到醫師手上。它被拆散成每一次掛號費、每一個找不到醫師的鄉鎮，和每一間關掉的產房。
兩個新變數
訴訟變成投資標的。 第三方訴訟金主出錢打官司、分成收益。原文引用的一家業者資料顯示，它投資的案件產生 200% 以上回報的機率，和虧損的機率差不多。有人估計這類資金未來五年會再推高 250 億美元的系統成本。
社群媒體的輿論審判。 一則情緒性的評論，可以蓋過一位醫師二十年的執業。而醫療端因為病人隱私，幾乎沒有辦法公開回應。任何不好的結果都被預設為疏失——即使九成以上最後證明並非如此。
誠實說一句：這篇是有立場的
原文作者是外科醫師，明確主張侵權改革，文末還呼籲支持特定法案。反方——主要是原告律師團體——的立場是：所謂危機被誇大了，侵權改革也無法真正壓低保費。
我把兩邊都寫出來，是因為這才是這個議題真正的樣子。它不是「醫師 vs 病人」，而是「一個設計不良的制度，怎麼同時消耗醫師和病人」。
台灣呢?
我們其實走得比想像中前面。
衛福部醫審會的統計顯示，歷年受託鑑定的醫療訴訟案約八成是刑事案件，而逾八成的鑑定結果並無醫療疏失。八成被當刑事被告，八成證明沒疏失——這個組合，說明了問題不在誰對誰錯，在制度本身把所有爭議都推進了最貴、最慢、最傷人的那條路。
《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》2024 年 1 月上路，把民、刑事醫療爭議一律改為「調解先行」。立法理由寫得很直接：要處理醫病對立、高風險科別人才流失，以及防禦醫療。
給你的一句話
疼痛科剛好站在高壓區——打針、開強效止痛藥、處理說不清楚的症狀。同一個病人，醫師可以認真判斷、誠實說明風險，也可以全部往外轉、全部走最保守的路。後者不會被告，但後者沒有治好誰。
所以下次醫師開檢查，你可以問：
「如果這個結果是正常的，我的治療會不會改變？」
會，就做。不會，就值得再談談。
這句話不是質疑醫師，是幫醫師鬆綁——它讓他有機會說出真正的判斷，而不是只說出最安全的那個版本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