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:陳世鴻
序言
這次立法院打架，好像、應該、可能，和之前的服貿闖關事件很像，又好像不一樣，不過這是一件複雜的過程，可能很像也可能不一樣，我也沒當過立委沒走過議事流程，整件事情透漏的看起來是好人和壞人之爭，實際上不脫離利益的俗套，如果沒有了解，最終我們都會淪為有心人操控的對象。
爭執緣由
爭執的緣由主要分兩個方向，一是法案本身有爭議，二是審議過程有爭議。
爭執的法案主要有兩組法案，一是花東三案，二是國會改革法案。[1]
光是要搞清楚這兩點其實就不容易了，很多人只是擷取片面資訊，連到底哪個事情的問題在哪裡都搞不清楚
花東建設三案
指的「國道六號東延花蓮建設特別條例草案」（簡稱國六東延）「環島高速鐵路建設特別條例草案」（簡稱環島高鐵）及「花東快速公路建設特別條例草案」這三個草案的預算案[2]，我對建設甚麼沒甚麼意見，內容也找不到，不過按照苗博雅議員所說[1]，這三個草案的建設完全沒有任何可行性評估的報告，就粗估要二兆（5/24增修：這個數字有報導指出是民進黨自己推估的，三案中其實並沒有明確的預算數字），二兆是甚麼概念?一年全台健保總額度(包括看病的支出和一堆文宣疫苗噴藥這些有的沒的)支出大概是七千億，二兆可以供給健保全額長達三年，大概是這樣的概念，但是這三個草案不但被反覆提出多次，經費和可行性門檻都相當高[3][4]，像這一類高度爭議性法案，通常會需要協商很久，相關法案之前也確實程序進行了好多年，花東三案講明白了老調重提，不過這次很快就闖關到一半，我只能說......
此案還有另一個根本性的問題，那就是國會不可以制定法律來要求行政機關增加編列預算，憲法第70條規定：「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預算案，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。」憲法會有這樣的法條，是本於三權分立的結構，以權力彼此制衡的基本概念，避免整體權力過度傾斜，這種直接以法律規定行政機關的編列預算甚至指導建設的方式，直接破壞立法權和行政權界線，雖然不確定提案內容，但若真是如此那此提案是非常有問題的。
國會改革法
這個組法案冠以”國會改革法”其實不太對，這組法案其實很多，包含有人事任命權、總統國情報告、立院調查權以及藐視國會的罰則等修改，可詳見”立法院公報資訊網”[5]，其中似乎民進黨對於人事任命權、立院調查權的提案兩黨似乎沒有太大意見，總統國情報告持民進黨持反對意見[6]，而藐視國會罪似乎才是一切的引爆點，在寫到本文此部分時有大批民眾正聚集在青島東路上。
藐視國會罪的修法
修改了兩部法典的法條，一為立法院職權行使法（以下簡稱立執）諸多法條，二為刑法141之1及141之2增修條文，這兩組法律條文交織成立法院聽證會質詢時，會發生諸多問題，以下來聊一下這個部分，不過在說之前，要小小解說一下，立執法修法的法條幾乎都是行政法，從罰則為罰鍰可以看出，和刑法是完全不同的架構，在此無法一一詳述，總之要了解，一個是主事者說了算就罰錢（行政罰），一個法院審判後有罪抓去關的力道（刑罰）。寫到此處是2024年5月22日晚上，我從立法院公報資訊網看到的修法草案（以下會在法條前加上“草”以資區別），裡面有一大堆人的一堆提案，說真的我已經不知道黃國昌說的“最高機密”跟我看到的是不是同一個版本，所以請不要跟我討論版本的問題，我無法回答沒看到的東西。
首先立執法和刑法的關係是：草立執法增修質詢（第25條為主）以及調查權（第45條以下，第48條為主），對於“要件成立”之“對象”，會構成藐視國會的要件（草刑141之1），同時具有行政罰和刑罰的效果，印象中沒錯基於一罪不二罰，最後會以刑罰是否成立決定行政罰是否存續。所以這裡的重點有三個：決定發動法律者是誰？哪些要件可以成立藐視國會？
對象是誰？
法律發動者是誰？
刑法上這個問題很簡單，發動者是檢察官，決定者是法官，但在草立執法中，可以由國會移送，然後國會移送的裁定可以抗告？恩，我不太懂為什麼國會移送本身是種“裁定”，可能我書念太少，有人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國會的移送程序是“裁定程序”呢？在草立執法中也不會太難，發動者和決定者是同一個主體，就是國會（院會決議），理論上是主席，但提出者應該就是各個立委都可以，然後送所在地行政主管機關或行政法院執行。
對象是誰？
這個問題要分就“質詢”和“調查”兩個法條來看，質詢法條規定在原有的質詢章節，此章節開始的對象為行政院官員，因此草立執法第25條應該也限於政府官員，就調查法條的對象，不同草案的版本略有不同，以範圍最大的國民黨版本來看，對象為“政府機關、部隊、公私法人、團體”（民眾黨則為“受要求調閱文件之機關、法人、人民團體或社會上有關係人員”，其實範圍也很大），這個部分就很有問題了，受調查者若因此觸發要件成立（見下所述），則會同時面臨行政罰鍰（可連續處罰）和刑罰檢調機關調查的壓力，受到的壓力可見一斑，而我們的立委能力參差不齊，專業度實有疑慮，對於調查權的行使幾乎無監督機制，更不用說有些立委巴不得取得資料轉送敵對國家，在此情況下，立委調查的行為反而是種國家危難，例如有某立委質疑和他國簽署密約危害本國產業，要求外交部簽署的協定交給調查委員，否則觸犯藐視國會罰則，並送檢調機關，但該立委三不五時前往對岸經商，是否可將這種外交協約交給調查委員？當然此處舉例並非恰當，因草立執第25條有“…為避免國防、外交明顯立即之危害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者外…”的除外條件，但，改成台積電製程核心技術呢？對象的範圍在藍白兩黨的範圍幾乎涵蓋所有的公私立機構，國民黨版本連軍隊都包含進去，不禁讓人想到那些國民黨在中共人民大會唱義勇軍進行曲的立委，行為歷歷在目，屆時調查的主體不知道到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了。
成立要件為何？
在“質詢”的法條（草立執第25條），我只有看到翁曉玲等18人提案中有提到“…. 拒絕答復、提供資料、作虛偽不實陳述或有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…. 經院會決議，移送司法機關辦理”的描述（我應該沒看錯吧？！），似乎在質詢的部分，大多數提案者沒有將質詢的行為列在藐視國會的法條中處罰。而在“調查”條文（草立執第48條）則為“…. 拒絕、拖延、隱匿不提供或為虛偽之陳述者…”，大多數的提案都有相似的描述，因此提案者比較希望被調查對象受到藐視國會法條約束。
到這裡小結一下，綜上所述，我們可以了解到，藐視國會在行政罰的提案中，約束的對象在調查權非常廣泛，幾乎全台灣的人類生物都受到約束，只要條件成立，立法院會就可以處罰對象。
再來看刑法，刑法比較簡單了，大多提案者的條文都相似。“質詢”類對象為“政院官員”，“調查”類對象則為“出席立法院聽證會程序受質詢”者，發動法條者，因為刑法系統發動者一定是司法官（檢察官和法官），“質詢”類成立條件為“就其所知之事項，為隱匿或明知不實仍虛偽陳述者“，”調查“類成立條件為“虛偽陳述、內容不實或經偽造、變造資料或電磁紀錄者”，我們來稍微整理一下好了
4.我的看法
至此，我們需要停下來再思考幾個問題
第一個是：為什麼這個法條只約束國會以外的被質詢/調查者？立委素質參差不齊，其質詢水準差異很大，低劣及譁眾取寵的質詢/調查在過往即已製造不少災難，如今更要加上行政罰和刑罰的枷鎖，對行政官員和一般民眾有害無益，我國憲政體制上三權分立是為了將權力分散，不至於因為權力的集中造成傾斜，權力的擴張必須要有對等的制衡及監督機制，使不至於讓三權分立架構趨於瓦解，在藐視國會的相關修法中，僅見權力擴張的效果，卻不見對應的限制或是約束，在修法理由中不斷提到釋字585對於調查權的認肯，卻不提釋字中不斷強調調查權須受到約束和限制，這樣的修法顯見流於政黨私慾，不具專業性，實為可悲。
第二個要思考的問題是：構成要件和對象的範圍是否過於寬廣？對象範圍在調查權中，趨近於任何國民或機構都受到約束，只要是受到調查的對象，國會的權力幾乎超越了司法系統，畢竟可沒有刑事訴訟法和民事訴訟法約束國會的調查程序，更遑論人權的保障，構成要件描述則模糊不清，什麼是“虛偽陳述“？由誰認定？如果像是中國時報那種報導新聞的方式是否為虛偽陳述？國會調查和司法系統不同，對於定義的認定，行政法上交由行政機關函釋，刑法上則由司法會議形成統一見解，那國會呢？難道由當天的立法委員決定？立委的法學素質或是專業素質有這麼好？更糟的情況可能是，立委對於議題無法了解，以錯誤的知識在質詢調查程序中，詢問受調查質詢者，偶有看過立院質詢的人都知道，常常夾雜強勢不給人辯駁的語氣和謾罵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受質詢調查者是否會因此無意為虛偽陳述？都不無爭議。
參考來源
